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

1960年2月1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写道：“到今年2月15日，全省有49个县、239个公社、5600多个村（约占10％的村），发现浮肿病人59000名，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只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9000多名……绝大多数病人是脚部、下肢浮肿，少数已发展到面部、上肢和全身。患这种病的，50岁以上的老人占50％，壮年占30％，青年儿童占20％左右。”
实际情况比省委向中央汇报的严重得多。河北省监委1960年1月26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反映：据省委农村整风办公室派往磁县的检查工作的同志汇报，双庙公社南开河生产队有三个食堂，三个自炊户，都是以干菜为主食。第四食堂是两锅饭，一个小锅中菜少一点粮多一点，这是管理区和县工作组干部吃的，社员那一锅基本是干菜。有的干菜已经吃完，就逃荒、要饭，把孩子送给人家。北白道村半个月就死了十个人。王家店有34人得重病，卧床不起，生产队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公社和县领导都认为这个村的口粮已经留足。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高估了秋季粮食产量，公社和县领导机关夸大了瞒产私分和群众偷秋的情况，认为群众中存粮很多。南开河生产队1959年共播种粮食6018亩，亩产平均292斤，公社党委按平均亩产445斤计算，向队里分配了粮食征购任务。为了使账面平衡，说社员偷秋96.34万斤（平均每户近千斤），把这个数字算作口粮分配到户。社员气愤地说：“政府不给粮食，我们还落了个偷！”其它村庄也有这种情况。县里和公社派出了700多名干部到村安排生活，都看到农民挨饿，但没有一个人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南开河管理区的李书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敢说，现在正反右倾呢！”
饿死人的现实使得河北省委对粮食问题的态度比前两年冷静得多。1960年10月18日，省委向中央报送的《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中，对粮食产量“全年估产数字是170亿斤多一点，也可能达到175亿斤。”“在正常情况下，全省粮食消费量为190亿至205亿斤。由于今年灾害重，收的少，我们决心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过日子，按170亿斤安排生活。”
1960年是河北省饥荒最严重的一年。12月17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浮肿病情况的简报》中写道：“自从今年1月到11月底，全省累计发生浮肿病人58万多人，死亡4759人。现有患者18.3万人，其中城市8.5万人，农村8.5万人，较重的占17％。因农村漏报较多，实数将在20万以上，其中11月发病15万人。目前浮肿病发展的特点是：1，城市骤增；2；平原多于山区；3，城市里青壮年多，农村老年人多；4，重灾区多而且病重。”
省委这个数字显然是缩小了的。据封云亭向省监委书记裴仰山报告，衡水县1960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3－1957年的平均年产量降低20％以上。牲畜死亡5795头，致使牲畜总数比1956年减少了44％。据衡水县委数字（这个数也是缩小了的），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9.2‰，比常年高出约9个千分点。《河北日报》张家口记者组反映：蔚县1960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其中12月一个月就饿死4082人。
1960年张家口市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8年为1．64％）。12月，张家口市死亡9584人，1961年1月上半月又死亡4619人，1月下半月，死亡又有速之势。
中共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0月13日报告称：目前浮肿病、拉血、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特别是浮肿病，从今春到现在一直未断，个别地方仍在继续发展。据徐水、吴桥、宁津、交河、静海、蓟县、霸县、遵化、迁安、昌黎、玉田等11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今春以来患浮肿病的有109671人，已死1216人（缺交河数字）。10月上旬是秋收不久的日子，为什么这时就出现饥饿？这个调查报告回答说：“对粮食的产量估计上，主观臆定，估计偏高，征过头粮，使口粮架空，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交河洼里王公社党委，去年分配给姜桥生产队的种麦任务800亩，实际只种了400亩，而今年仍按800亩征购，致使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蓟县今年夏季评产7400万斤，实产5800万斤，亏产1600万斤，就压低人民的口粮。干部特殊化、大吃大喝也是造成农民饥饿的一个原因。从去年到今年6月，蓟县书记处就举行招待宴会573次，开支公款4000多元。该县11个公社，有8个公社和管理区的书记、副书记腐化堕落。大厂公社有44名干部的家属不生产，单立食堂，该公社11个管理区有10个管理区的干部不参加农民食堂。迁安城关公社省庄副支书尹某，从食堂的麦子碎米中筛出20斤细面，给干部们包饺子吃。遵化县堡子店公社马相营管理区的临时肿浮病医院，从患者的食物中抽出鱼12斤、大米40斤、白面25斤，请客会餐。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时，中共河北省委还念念不忘粮食征购。1960年11月8日省委在一份“紧急通知”中强调：“11月份必须十分抓紧粮食过秤入库工作。今年粮食征购，各地必须在保证47．6亿斤的前提下，力争完成49亿斤。”
除了饥饿浮肿造成非正常死亡以外，农民饥不择食，因吃野草中毒死亡的也不在少数。
1960年4月29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党组报告：1月1日至4月26日，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423起，中毒人数达14756人，致死416人。
1960年5月15日省防毒工作检查组报告：今春以来至5月上旬，涿县、宁晋、唐县三个县共发生中毒事件63起，中毒2139人，死亡59人。唐山市委1960年10月7日报告，截至10月7日，因食苍茸籽中毒共计15790人。将这四个县、市的数字推向全省的114个县市，其总数显然大大超过省公安厅的报告。
1960年9月21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报告：五、六、七三个月，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802起，中毒22033人，致死519人。
两难：既要制止死人，又要完成征购任务
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1960年12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这样说：
省委再次吁请你们严密注意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文题。前此，我们曾揭发了宁晋、衡水县和博野公社的死人问题，最近又发现了涿县、安新部分社队死人问题也很严重。但是，这些地方死人问题，大多是市委、省委派人下去检查才发现的，很少是县委自己向上报的。近日，又发现有的县部分社队也有不少死人问题。但那个地方的县委和有的干部对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仍然无动于衷，不能正视……可以预料，还很可能有被隐瞒的死人问题没有发现。
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1961年9月15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32.1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2.4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2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1961年10月5日晚，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10月16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33亿斤。”“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3638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会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的饥饿情况还没有减轻。8月12日，河北省委卫生厅党组报告：“进入7月以来，全省114个县、市中，有67个县、市疾病是上升的。七月中旬，浮肿、小儿营养不良、闭经、子宫脱垂现患较6月底上升了5％左右，其中浮肿上升了10％左右。在浮肿病人中，重症和干瘦病人较多，有的地区高达20％至30％。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在儿童中又成批地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而且很难医治，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值得注意的是，肠道传染病和浮肿病等营养疾病，由于互相影响，症状加重，突然死亡的现象又有上升。”省委办公厅1961年10月24日报告：1961年9月底统计，吴桥、南皮、庆云、盐山、宁津、黄骅、故城、景县、河间等县统计，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全专区5月份死亡401人，6月死亡682人，7月839人，8月1184人，9月2054人，10月半个月1414人。9月底正是秋收季节，还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真是不可思议。
河北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只能以省官方提供的数据作为依据。《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提供了官方的数据。得出在大饥荒期间，全省饿死41万多人，少出生166万多人。二者相加即总人口减少207万人。
三、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面对严重的饥荒，1960年和1961年，在中共中央“民主革命补课”的号召下，河北省的工作重点是纠正“五风”和整风整社。河北省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在农村的深入。其目的是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1960年的整风整社否定了1959年春天对“大跃进”错误的某些纠偏措施，使错误越走越远，从而加剧了饥荒。
河北省通过“整风整社”这种方式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深入基层，和粮食征购、反“瞒产私分”结合在一起。中共唐山市委1960年初向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解决领导核心问题的办法，一是县五级干部会议，二是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已于1959年12月25日前结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彻底揭发批判，彻底搞臭。在全市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16018名干部中，共揭发批判重点人622人，占与会干部的3.88％…….为了进一步搞深搞透，相继又普遍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除支部委员、生产队小队长以上党员参加外，都吸收了团支委和小队以上非党员干部参加。以更广的范围、更多的人来集中烧三级领导核心。由于发动的充分，迅速形成了四面八方纷纷点火，上下交烧的有利形势。全市共确定重点批判对象1871人，占与会人数的3.95％。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绝大部分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低头认罪。”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还继续搞反瞒产私分，据不完全统计，“共揭发、自报粮食9214万斤，棉花13万多斤，花生291万多斤。”
中共张家口市委1960年1月16日《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和农村整风运动的综合报告》中说：“农村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从1959年11月开始，分两批进行。目前少数生产队已经结束。两个多月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小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分子、农村党内代表富裕中农的人、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各种坏分子都已经和正在受到揭发、批判或清洗。全市揭发出来的重点批判对象10133人，占农村总人口的0.4％”
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确定霸县、宁晋等20个县为重点，派出庞大的工作组。霸县胜芳公社以稻田移栽“放卫星”而闻名。浮肿、妇女闭经、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工作组和县委要给公社党委书记续长岭以党纪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续长岭对找他谈话的工作组队员安振英说：“我没有完全按照县委的规划做，若完全按县委意见办，后果会更加严重。”工作组查明，霸县县委的规划、高指标、大计划、瞎指挥，果然比下面做的更严重。胜芳的稻田移栽的高产卫星，省委负责人多数去参观过，中共中央有的负责人还站在移栽的稻谷堆上拍照纪念。县委有规划、中央和省领导人来参观、鼓励，来树旗帜，这就没有理由追究下级干部的责任了。
但是，在全省还是有大批基层干部当了替罪羊。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共揭发出各种犯错误干部174757人，占干部总数的13.9％，预计处理37412名，占干部总数的2.98％。 “把一些五风严重的社队看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或死官僚主义分子夺了权，把犯五风错误的干部，当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把这些干部集中到县社进行’训练’，实际是批判。据1961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统计，共‘集训’了6763名”。
1960年河北省还在邯郸市搞了32个农村“三反”试点。这也是农村整风整社的一种形式。这32个大队都是三类队，即落后队，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三分之一”。从试点的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落后原因的分析。报告认为，这32个队有以下四种情况：属于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占12．5％；属于领导核心严重政治麻痹或犯有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地、富、反、坏的占15．6％；属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很大，领导权被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占40．6％；属于领导核心能力薄弱或组织涣散的占31．2％。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就提出了“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比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半年。
河北省是从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61年整风整社的作法，很类似于两三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例如，“四清”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河北省委1960年的整风整社就提出“农村整风的重点是党内，而党内又是领导核心的正确性。”在运动的作法上也为以后的“四清”运动开创了先例。
1962年1月的全国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头脑清醒了一些，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六十条”），紧接着开始了对“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　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工作。河北省成立了以省委候补书记、省监委书记裴仰山为组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子强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全省的甄别平反工作。
甄别平反工作阻力重重。在工作组中，相当数量的大跃进和反右倾积极分子思想难以转弯，有些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升上去的领导干部担心自己的位子问题。经过多方工作，先是给原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原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等平反。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向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同志道歉说：“现在向你们道歉，向你们道一辈子歉！”在这以后，其他人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但是，事过半年，1962年9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还批评了翻案风，河北省委多数领导人闻风而动，对甄别平反工作大加挑剔和指责。在省委内部，对甄别平反工作的估价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难以统一认识。在省委第十三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讲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河北省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翻案风也是有的。”才算收场。“甄别平反工作总结”无法向中央上报。
在对被错误处分批判的干部甄别平反之后，“向你们道一辈子歉”之言犹在耳，省委于1963年改组了承德地委，调动了王克东的工作。1964年又大揭张家口地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改组了张家口地委，免去了葛启地委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职和调离工作的地、县级干部达52人之多。
当时，既容不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容不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甄别平反的人。他们抓住省监委在甄别平反时对被错误处分的干部表示同情的只言片语，罗织罪名，对省监委“拆庙搬神”，让省监委的人统统下去搞“四清”，由一位省委副秘书长管监委。1965年11月，又以这些罪名，召开省直机关处长以上的干部会，对省监委书记裴仰山进行批判。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裴仰山以“老右倾”被省委抛了出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葛启、王克东也在劫难逃。
四、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在大饥荒期间，有一些干部敢冒政治风险为民作主，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就是其中之一。《炎黄春秋》杂志1991年第2期发表了晓凌、柳铮的《胡开明并非“胡”开明》一文。从胡开明的女儿胡晓燕那里，我得到了更多的情况。
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1959年9月底，河北省委派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到张家口去指导整风反右工作。同年12月，又任命胡开明为中共张家口地区党委第一书记。
张家口地区的张北县，1958年，实际亩产只有100斤，却冒充平均亩产400斤，成为全省粮食高产的“元帅县”。1959年10月，张北县委总结上报：全县23万人，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770斤。
胡开明到张北县以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看了几个粮食“高产”社队：
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碗酸溜溜（草）汤。人们喝一口汤，咬一口土豆。胡开明手中的材料却明明白白地写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410斤，创历史最高纪录。
大囫囵村，刚刚秋收一个月，生产队、大队的库房只剩下一个粮底子，社员家中没有粮食。而按上报的“卫星”，说这里的粮食成十倍地超过了粮仓的库存能力。
1959年秋收前，张北县总人口23.4万人，就有21.4万人缺粮，缺粮人口占农业人口的93％。1960年形势更加严峻。而各干部却大喊“形势大好”，大张旗鼓地反右倾。
通过调查，胡开明发现，全张家口地区70％的社队缺粮。寒冬已到，200万人生活没有着落。
胡开明走马上任以后，首先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并安排了工作。当然这只限于地委有权限的一批干部。像葛启那样省里管的干部，他没有权这样做。
1960年饥荒严重。胡开明到蔚县西合营。看到这里的农民饿得没办法，春播时，前面播的种子，后面就有人一边扒出来，一边往嘴里填。生产队没办法，只好种子拌上农药，并通告了全体社员。可是，饥饿的痛苦，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在吃以前在土里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非正常死亡人数大量增加，个别村庄没有力量把尸体从屋子里抬出去。
然而，上级自欺欺人地把农民的饥饿当作疾病，让卫生部门解决。宣化市委书记芦起到农村调查群众生活情况，看到一个老人躺在炕上，他问：“大爷，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没有回答。
芦起又问：“大爷，您病了吗？”
老人看了看他，还是没有回答。
芦起以为老人没有听清，又提高声音问：“老大爷，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突然用力撑起身子，怒气冲冲地说：“我没病，给我吃饱，什么都好了！”
随行的大队支部书记说：“这是市委书记。”
老人说：“我骂的就是他！”
有人把这事当笑话说给胡开明。胡开明笑不起来。他觉得老人骂的不只是芦起，还有自己……。
1960年冬天一个深夜，卢起打电话向胡开明报告，由于饥饿，许多哮喘病人在黎明前死去。他要粮食，还要治疗哮喘病的大烟土。据说，只要将大烟土和一点食物服下去，就能治疗和减轻哮喘。胡开明承担风险，果然发放了一些大烟土，也真正治好了一些人。
1960年冬，河北省委主管农业和生活安排的负责人和省委商量做出决定，农民口粮每天降为四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2.5两）。省委负责人还说，吃四两者是马列主义，超过四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河北省委提出了“吃四两，晒太阳”的口号。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这也是大饥荒期间的一个奇谈。最实际的还是寻找代食品，1960年12月，张家口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采回玉米芯、高梁杆、土豆藤、榆树叶等2亿3千多万斤。26400多台加工机械粉碎这些原料。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就可点燃。因吃代食品而生病的人日益增加。
胡开明亲自找到省委主要负责人，说：“请你们下去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这位负责人说：“全省都是四两，又不光是你张家口！”“张家口是塞外高原，气候严寒，代食品也极少，不增加粮食，老百姓能活下去吗？”“老胡呀，我也想增加指标，可是没有粮食呀。”“不是没有，指标就在你们手里，关键是敢不敢负责！”
胡开明说的是实活。省委确实掌握着一批机动粮食。但是，没有人敢负责把它用于救济饥民。然而，与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态度相反，在张家口的蔚县一个公社，却有人敢于负责，做出了一个秘密放粮的决定。这个人就是东城公社书记武万升。
蔚县县委书记赵某与省委驻蔚县工作组共同研究，为了模范执行省委指示，做一个“真马列主义者”，再压低一两，规定每天定量为3两。这3两粮食还是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经过层层克扣和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多少？因此，蔚县死亡人口迅速增加。这个县东城公社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在死亡线上挣扎。公社书记武万升想：难道饿死人才是马列主义吗？看着群众饿死而见死不救，连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他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议，做出了秘密决定：第一，从公社掌握的粮食储备中，给全社每人分10斤粮食。增产队可以分15斤。这些粮食不交食堂，由社员拿回家里食用。预计全社放粮40万斤。第二，从入库粮食中拨出白面和玉米面5000斤，与中药材合成制成消肿点心，分配给病人食用。第三，国家干部带头，每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和一身衣服，救济严重困难户和病人。在会上，武万升将自己开会前刚领到的88元工资全捐献了。
武万升是准备丢官的。但是，胡开明不仅没让他丢官，还把他提为阳原县委书记处书记。
1960年冬，胡开明又一次打电话找到省委主要领导人。他详细地汇报了张家口地区的饥荒，提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牲口渡荒，请省委领导开绿灯。这种请求使这位领导人为难。他不敢决策。恰好这时毛泽东到天津视察，于是，这位省委领导人小心翼翼地向毛汇报了张家口地区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毛几乎没有思索，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一道指示下来，杀了一批老弱牲畜，救活了多少人难以统计。
1960年1－10月，张家口下属的宣化市非正常死亡4638人，平均每月饿死460多人。这时省委提出“吃四两”的政策（在这以前宣化吃五两）。胡开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过意见，但没有采纳，他只好含着眼泪执行“吃四两”的政策，结果，12月就饿死了1059人，1961年1月，饿死1891人。1961年1月21日，胡开明给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长刘子厚写信，谈张家口的群众生活情况：
张家口市的疾病死亡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全市去年共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9年为1.64％）。最突出的是蔚县，去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6％。全市现有病人8623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8％……从今年1月开始，口粮水平普遍提高到五两……现在吃代食品的食堂占95％，许多社员吃了拉不下来。蔚县白乐公社田照町生产队，80％的社员便秘。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疾病和死亡情况未见好转。据统计，去年12月全市共死亡9584人，日平均死亡309.2人。今年1月上半月共死亡4619人，日平均死亡308.2人。1月上半月的后五天同前十天相比日平均死亡增加了157.3人…….据《内部参考》3133期刊载的中国科学院资料：从事中等强度劳动的人，每日需要热量3000－3500大卡，如能达到此数的70％，就基本可以不发生营养不良性水肿。现在农村人口每日平均口粮5两，中等劳动力不过5.5两，再加上2.5两代食品，发热量只有1000大卡左右……加上有的地方工作不好，群众还吃不到自己的定量，问题就更大了。”
在这封信中，胡开明建议：“不知中央是否可以再挖库存，或者多进口一些粮食，再给河北调一点，以便比较顺利渡过灾荒。”省委终于通过了给张家口地区提高二两的定量。全省也都改为每天6两。
粮食定量提高到6两以后，胡开明注意力转向公共食堂。他认为食堂不解散，农民就不能免于饥饿。省委工作组在涿鹿县西二堡搞调查，总结出公共食堂十大优越性，什么解放了妇女，节约了粮食等等。还引用了很多社员赞扬公共食堂的话。胡开明给涿鹿县委书记王洁波打电话问：“省委调查组在你们西二堡搞的调查你看过了吗？”“看过了”，“你怎么看？”“我….”王洁波支支吾吾。
胡开明对王洁波说：“不要你现在作明确的回答。请你马上组织几个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同志，不带任何偏见和框框到城关再搞一次调查，要分头和社员个别谈话，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如实给我报来。”一个星期以后，王洁波送上一份报告，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倒存在十个问题。
胡开明来到坝上，要亲眼看一看公共食堂的情况。等到吃饭时间，他看到几个食堂。
他顶着“白毛风”来到康保县的一个村。公共食堂设在一个破庙里，百十个社员蹲在避风的角落里，就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和冷风，吃着糠菜饼子。他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
在这段时间，他调查了几十个食堂。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有选择地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他请省委考虑，是否可以停办公共食堂？他的提议遭到否定。但是，胡开明抱着对群众生活负责的态度，在张家口解散了食堂。一两个月以后，由于胡乔木等在湖南实事求是的调查，经毛泽东同意，全国的公共食堂也都解散了。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胡开明在蔚县常宁公社推行“包产到组”。群众进一步要求搞“包产到户”，但胡开明认为还是包产到组好。1962年6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葛启得到平反，回到张家口任第一书记，胡开明调回省里，但他还在张家口调查研究，写了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7月30日，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胡开明就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发了言。会议简报送上了中央。8月8日，胡开明又把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这时正在北载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八届十中全会定了调子。8月16日，毛泽东在胡开明的报告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没有作任何表态。但胡开明已明显地感到，此时风向已变，对责任制多持否定态度。其实，就在8月9日，即收到胡开明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批评了胡开明。毛泽东说：
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讲解散集体农庄。
接着，毛泽东批评了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又指名批评胡开明：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这段话，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传达，下面不知道，胡开明也没有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被公开出来，成了“最高指示”。胡开明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期间的1969年，他被由省里押送到张家口地区每一个公社轮流批斗。但是农民在给他送饭时，在白菜下面偷偷地埋上了猪肉和豆腐。
1978年，胡开明被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配合万里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胡开明是真开明还是“胡”开明？张家口的一位老干部送给胡开明一副对联：

敢说真话击鼓破天惊
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

附记：2004年10月，我到河北省档案馆查资料，有不少收获。但其中“控制”档案不让看。我所看到的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目录有：
毛主席对徐水县商庄公社的批示。（1958年，档号：855－４－1270）；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1958年视察河北的讲话。（1958年，档号：855－４－1271）；
各地市委关于铁路发生偷抢粮、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1960年，档号：855－９－4003）；
河北省委关于省办公厅翻印农村粮食、人民生活、死人整风整社的调查材料。（1960年，档号：855－9－4005）；
毛主席听取河北省委汇报时的指示，（1961年，档号：855－６－2005）；
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档号：855－6－2008）
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央负责人的信件。（1961年，档号：855－6－2016）
中央负责人信件和毛主席的重要批示。（1961年，档号：855－6－2021）
省委书记处会议301次会议材料。（档号：1961年，855－6－2056）
省常委第一届132次会议关于粮食安排问题。（1961年，档号：855－６－2051）；
省委关于当前对敌斗争情况　全省政法工作会议。（1961年，档号：855－６－2249）；
可能还有其它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等将来档案开放以后，利用控制档案，这一章的内容会更加丰富。

第十一章　燕赵悲歌

河北省在北京的周围，离皇城最近，能够最快地接受皇家的“恩泽”。这个省位于华北大平原北部，跨内蒙古高原东南部，东临渤海，西枕太行。河北省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土地开垦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耕地1亿亩以上。但由于城市多，还是一个粮食调入省，直到1969年才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这不仅是粮食增产，而是因为天津市1966年成为中央直辖市，不属河北管辖。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及以后的三年，河北省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徐水闹剧
徐水县距北京只有100多公里，属保定地区。1958年，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县份，成为震惊世界的“共产主义试点”，由此导演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闹剧从农田水利开始
1958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冒着严寒来到徐水，听取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当他听到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立即给以肯定和赞扬。
反右斗争胜利以后的1957年12月，谭震林参加了水利部的一个会议，在会上他否定了水利部过去的以大型为主、排泄为主、国家兴办为主的治水方针，提出了“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新方针，马上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并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向全国宣传。各地农村积极响应，利用冬春农闲期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部根据这个新方针，于1958年1月赶编出《水利是农业的生命线》一书。但是，在这本书中介绍了河北省几十个典型，却没有谭震林新发现的徐水。
几天以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的陈正人奉命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3月14日，徐水经验不失时机地送到了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题目为《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的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说，徐水从1957年11月起，苦战三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万亩耕地都配备了一套到三套灌溉设施。报告中还介绍了中共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1，在群众高潮面前，首先强调思想大解放；2，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3，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4，强调加强第一线，强调一切工作深入现场；5，坚持个人负责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6，努力使中心工作和各部门工作相结合。
恰巧就在3月13日，即陈正人报告送上去的前一天，谭震林也上交了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毛泽东看到他井冈山时期的两位老战友的报告十分兴奋。3月21日，他作了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人民日报》在4月17日隆重推出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徐水县就这样被推上了大跃进的风口浪尖。
读者在《人民日报》这篇介绍徐水经验的文章中可以读出以下内容：1，敢说大话。如“以前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等。2，大兵团作战。徐水县是一个仅有31万人口的小县，实际能投入的劳动力不足10万人。但在兴修水利中却组成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人的劳动大军”，他们“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成为一支“扭转乾坤的决定力量”。这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很快转化为“军事化”。3，强迫命令之风。用“大辩论”推动建设，“辩论以前，1400名民工14天开渠300公尺，辩论后，1000名民工3天就开500公尺。”4，共产风。“南隆重善乡打井无麻，有钱买不到，发动社员讨论，各户共拿出好麻1250斤，麻绳650条。为了解决水利物资，经过发动群众，在很短时间内，总计干部、群众自愿投资665万元。”中国读者都知道“自愿”是怎么回事。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革命
1958年7月1日，县委书记张国忠召开了全县紧急电话会议，他向各级干部发出了号召：开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革命。其内容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协作，具体要求是：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这“四化”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张国忠指出，要做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动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建立军事化的编制。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设总指挥（即司令）、政委、后勤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社要建立营、连、排的组织，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每个村为一个营或一个连，支部书记、队长分别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营长、连长和后勤部主任。后勤部负责食堂、幼儿园、托儿所、被服厂、洗衣局、粮食加工厂等工作。乡要划分若干战区，由乡党委分片包干。
张国忠一声令下，各级干部闻风而动。几天之内，全县就建立了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强弱和年龄大小，组成了“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等名目繁多的组织。上下工要列队并喊口号行进，开工有战地动员，收工有评比总结。食堂也由原来的300个猛增到1693个，全县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225693人，占全县人口的72.9％。一时间，徐水全县变成了一个大兵营。
毛主席到了徐水
徐水的创造吸引了毛泽东。1958年8月4日，他亲自到徐水视察。人民日报记者康濯是这样描述的：“人们兴奋得跳起来，兴奋得心神无主地南北跑动，人们欢呼领袖，向领袖伸过手来”。毛主席“不时地站住，不停地呵呵笑着，他那集中了上下古今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眼睛看着大家，他那大山般魁伟的身躯和海洋般宽阔的额头，发出万道光彩，照射到每一个徐水人的火焰熊熊的心上。”康濯写的报道至8月11日才发出，其所以晚发一个星期，是因为送中央审定耽误了时间。报道还说：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下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了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十一亿斤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都想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
“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
……
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计划为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闹文化娱乐，办大中小学，你们看好么？”
大家都说好，都听得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红专大学；主席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
……
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
“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毛主席又问了问河北省其它地区庄稼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况。最后，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徐水的粮食真的吃不完吗？实际上，徐水当年粮食亩产最低为200斤，最高为350斤，当时有耕地86万亩，按350斤算，总共可收3亿斤，只有张国忠说的12亿斤的四分之一。
毛泽东称赞这里的食堂，称赞这里的军事化组织，称赞这里的水利建设，称赞这里的幼儿园。这一切使他十分兴奋。他情不自禁地说：
“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对大家说：“北京就出不了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北京出政治领导，”张国忠说，“出党的总路线！”
毛主席又嘻嘻笑着，不断点头。
最后，毛泽东向张国忠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据辛平考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一般领导干部提出人民公社。但是，毛泽东向高级干部讲人民公社就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
晚上7点半，毛泽东的车队刚离开徐水，县委马上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乡乡都在电话会议上向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平均超过两千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也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8月5日，召开了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会后立即把全县248个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几天以后，又将20个乡镇合并为7个乡，实行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
共产主义试点
8月6日，陈正人给徐水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他对河北省委的领导人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学校、机关都要搞。”陈正人在县委会上号召大家，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深刻领会共产主义的意义。同时，他还带来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并将它分送给县委领导。
8月22日，徐水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帮助下，提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草案”提出：“奋斗的目标是：1960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
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化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一切主要的体力劳动都为机器所代替。那时，人们的劳动已再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1959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20斤，肉类50斤。1963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50斤，肉类300斤，棉布100尺，奶品150镑，蛋品800个，糖240斤，水果147斤。主要生活资料基本实现各取所需。
1959年消灭30岁以下的文盲，1963年达到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再过5年或更短一点时间，即从明年算起7年至10年内，30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程度，成为专家。那时，旧的劳动分工形式要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为此，徐水县还召开了动员大会，张国忠在会上说：“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有的干部还宣传：“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最高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8月17日到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到徐水。他在8月21日下午的讲话说：“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8月30日上午又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据毛的秘书李锐说，毛实际是很赞成军事化的。
由于毛泽东鼓励了徐水“全民皆兵”的作法，国家决定给徐水的社员发枪。8月13日，首先在毛泽东到过的南梨园举行了发枪典礼，1100名民兵战士根据命令，肩扛锄头手持枪，跑步奔向生产战场。报道说，这些民兵两个半钟头就锄地410亩，拔草340亩，追肥95亩，生产效率比发枪前高了很多。
在北戴河会议的鼓励下，9月15日，徐水县成立了徐水县人民公社总社（后改为徐水人民公社），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9月20日，向全县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规定，从9月份起，脱产干部、工人取消工资，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即吃饭、穿衣、住房、医疗、丧葬等十五项开支全由县人民公社统一包下。干部另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2元。与供给制相适应的是实行公社一级核算，分配权全掌握在公社手里，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把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全部改为全民所有制。
徐水的共产主义吸引了很多参观的人。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康濯的长篇通讯《刘少奇同志在徐水》。刘少奇高度赞扬了这里发生的事情。看到这里的密植作物，刘少奇说：“你们这种大畦子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刘少奇视察丰产卫星田和试验田时，鼓励他们：“要大胆试验。试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除毛泽东、刘少奇以外，邓小平、谭震林、谭政、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粟裕、杨成武、安子文、程子华、钱俊瑞、张鼎臣、胡耀邦、杨献珍等中央领导都到徐水视察过。此外，还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也参观了徐水。国内有3000多个单位派人到徐水“取经”，从3月到10月，全国有32万人到徐水参观。当然，这些人到徐水后看法是不一致的，邓子恢回到北京后说；“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幻梦的破灭
共产主义试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席卷徐水。
供给制的平均主义分配，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社员们认为“干活吃饭，不干活也吃饭，干不干都吃饭。”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全县财政收入只有2000万元，根本没有能力搞“十五包”。原来说每人每年发的两条毛巾，也只发一条。当年11月间，徐水县曾筹款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支付过一次“十五包”的费用和津贴。12月，又筹款90万元、挪用商业流动资金700万元，致使商业资金无法周转。以后，由于财力枯竭，供给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全民所有制带来的问题更多。全县统一核算，统收统支。劳动力和物资全县统一调配，造成了全县的“一平二调”。开始，县里不考虑资金能力，办起了30家工厂、1348个小型企业、11所大学，文工团、剧团、医院也一哄而上。后来由于资金跟不上纷纷垮台。
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口号下，有些村庄将鸡、猪、树木全部归公，把社员家里的锅砸了炼铁，户户不冒烟，全去吃食堂。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连箱箱柜柜都归了公，社员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它都归公了。”农民修建的房屋准备随时拆除，公社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在很短时间内，全县就有32000多所房子被拆除。除了大寺各庄盖起了39栋300个居室外观美丽、质量很差的楼房以外，其它地方基本无力建房。有的社员连过冬的房子也没有。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纪律化”造成了瞎指和强迫命令。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5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社员觉得这样太密，又不敢抵制，只好在地头密植，在地中间按正常密度种植。被张国忠发现后，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到监狱劳动改造。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3个月就死了。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了两次捕人高潮，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期完成。1958年，全县共捕4643人，其中，一些人死在劳改队里。
到徐水来参观的人多，中央机关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人也多。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干部发现了这些问题。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到里来劳动的干部将所见所闻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195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纠正大跃进的偏差的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前，毛泽东就看到了徐水问题的报告。在郑州会议上，毛多次批评徐水。11月10日，郑州会议结束，毛泽东拿起《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看了又看，最后批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批完后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从此，徐水的报道很快在报刊上销声匿迹。
目光转向安国县
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徐水转向了安国。8月间，毛泽东到河北视察时，曾听取过安国的汇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国县1956年就建立了“集体农庄”，并且提出了“一年建成千斤县”的口号，制定了一系列高指标。后来在“反冒进”中有所收敛。1958年听了南宁会议传达之后，又提出了更高的指标。在传达贯彻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以后，6月30日，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保旗夺旗”大会，强调“有了跃进的思想，才有跃进的奇迹”，把农业生产指标再次提高。“粮食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皮棉200斤”。7月，河北省委、地委先后制定了工农业“元帅”、“卫星”标准，安国县为争夺“元帅县”，将指标第四次提高到平均亩产3000斤，高出省定的“元帅县”指标1000斤。8月5日，毛泽东视察了安国县，涞水县不服气，送来了竞赛协议书。于是，安国县又第五次提高指标，将粮食平均亩产定为4500斤，棉花亩产定为400斤，争取450斤。6月30日，安国县宣布：首创小麦亩产突破5000斤。各地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1月，安国县上报了亩产3361斤的特大喜讯，比实际亩产330斤高出10倍以上。为了强迫社员和某些不同意见的基层干部顺从，对一些社员和干部进行体罚和人格侮辱。有29％的公社脱产干部有过体罚的行为。安国县还总结出一套“先务虚，后务实”的经验，用狠抓阶级斗争的办法，对不同意见的社员和干部，轻则辩论（即批判），重则体罚。
对这样一个比徐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县，毛泽东只知其表面，不知其底细。他轻听了某些汇报，就下结论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
二、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有了徐水这面旗帜，有了毛泽东的亲自鼓动，河北省其它地方也像徐水一样，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肆虐一时，农民深受其害。
大跃进　大跃退　大破坏　
衡水县大搞“红旗粮海”、“红旗棉海”，“红旗公路”等样子工程，劳民伤财，破坏了生产。仅“红旗棉海”就有42万亩，涉及到8个公社404个生产队。大营公社划入“棉海”的旱地也要作畦，修垅沟就浪费了800亩地、8400多个工。这个公社的10800亩不宜种棉的地也划在“棉海”内，结果每亩只收30斤籽棉。“红旗粮海”总面积40万亩，在公路两倒，供人参观。修红旗大街、新农村，共拆民房111户、603间，用工6万多。为了迎接参观团，调集猪羊1200多只，结果死亡95％。修衡南灌渠造成213名民工死亡。
地处内蒙高原南端的张北县，平均海拔1500多米，是高寒地带，土壤贫瘠，气候干燥。在大跃进以前，平均亩产粮食100斤左右。在全国“放卫星”高潮的鼓动下，这个县提出了“实现亩产400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口号。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县委就组织“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张文光等三位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有不同看法，在一起议论过，就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新来的县委书记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海流图公社副书记因为胆小不敢放“卫星”，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到处贴满了这样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为了提高土地肥力，以实现“元帅县”的目标，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把这些煮成汤倒到地里。还将44000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里。农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衣柜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但是，这些努力也没能实现亩产400斤的目标。然而，全县还是放出了亩产莜麦3012斤，亩产马铃薯24000斤、亩产小麦1176斤的“卫星”。还上报粮食总产量达4亿零735斤，人均占有粮食1770斤。
河北省各地的瞎指挥比徐水持续时间长，不仅在1958年搞瞎指挥，1959年和1960年还继续搞瞎指挥。省里不顾河北不少地方缺水的现实，强行扩大水稻种植面积。1958年完成水稻插秧面积586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313万亩，废弃面积占46.6％。1959年计划插秧450万亩，完成290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257万亩，废弃面积占11％。1960年计划插秧500万亩，完成290万亩，收获不到200万亩。1960年，沧县按上级分配的计划在运河东种了60万亩水稻，用了760万斤稻种。由于水源不足，收获面积只有12万亩，收获稻谷120万斤，不到稻种的六分之一。大搞“丰产方”运动是河北省的创造。所谓“丰产方”就是把一块地四周挖深沟，把土铲上去，形成一个一个的平顶金字塔。在平顶金字塔顶和塔坡上种粮食。据说这样做可以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搞了大面积的“丰产方”，1959年冬和1960年春省里提出“无地不成方”的口号，省农业厅在唐县召开了现场会，组织各地干部参观30万亩小麦丰产方和8万亩甘薯丰产方。1960年，省里提出种甘薯计划1500万亩，后又增加了1700万亩、2200万亩，最后定为2000万亩。可是下面都是按1959年栽薯面积留的种、准备的地（1959年种1800万亩），劳动力又不足，难以落实省里的计划。有的地方就用“听不听党的话”、“对党是否忠诚”的政治压力来推动种薯。造成了春薯夏种、洼地栽薯、拔了玉米、豆类栽薯的现象。有的地方到7月底、8月初还在栽薯。玉田县城关公社马头山大队只有350亩的薯种，而上级下达了1500亩的任务，结果荒地1200亩。1958年，上级分配沧县张辛庄种水稻2000亩，由于没有水，只种了130亩，社员背着上级把剩下的地种了玉米、高梁。公社管理区书记得知后，让社员把种好的苗儿拔出来，社员没全听他的话，秋后玉米丰收了，这位书记说：“不听上级的话，多打粮食也不光彩。”还从这个村无偿调走粮食10多万斤。队里交粮不痛快，公社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来了个大清剿，翻走粮食4000多斤，“辩论”了干部，撤了队长的职。
共产风和瞎指挥，使得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这种破坏早就在农业集体化时就开始了。河北省的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0年到1952年发展最快。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空前发挥；第二个阶段，1953年到1957年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由农民家庭所有变为集体所有，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第三阶段，1958年到1961年，由于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大幅度下降。河北省档案馆存有一份省农业厅工作组1962年7月1日向省委提交的一份调查材料，名为《沧州地区10个生产大队农业现状调查的综合情况》，调查人员选择的10个大队是：沧县马落坡公社的前李宅、孟庄子、张辛庄；献县陌南公社的新北峰、豆三町、杏元；宁津县杜集公社的大苏；肃宁县付佐公社西甘河；交河县于里王公社的后赵和庆云县城关公社的冯家。自然条件和管理上兼顾了上、中、下三等，因而这10个大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材料对上述三个时期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1950年到1952年，三年共生产粮食1784.36万斤，平均年产574.78万斤。粮食产量三年平均递增14.3％。1952年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683斤，每人平均口粮416斤。
1953年到1957年，五年共生产粮食2378.74万斤。平均年产粮食476.15万斤。年产粮食比上一个时期下降了17.2％。1955年是收成最好的一年，但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由1952年的683斤下降到609斤，减少了74斤。
1958年到1961年，四年共生产粮食1354.78万斤，平均年产338.69万斤，比第一个时期下降了41.4％，比第二个时期下降了28.9％。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1958年为421斤，1959年为492斤，1960年为269斤，1961年为238斤。1961年的人均社会占有粮食和1952年.1957年比较，分别减少了65.2％和56.4％。
西甘河大队是一个条件较好的生产队，第三个时期比第一个时期还是增产的。1952年粮食总产量22万斤，国家征收1.6万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30万斤，国家征收9.3万斤。由于人口增加，社员口粮由1952年的370斤减少到1959年的280斤，而且1959年的口粮中有一半以上是甘薯。

表11－1　　1957－1961年河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82．00 201．00 181．00 146．50 131．97
贸易 158．26 174．78 157．39 127．39 114．76
征购 43．11 64．36 71．54 31．51 32．51
销售 52．80 64．01 66．06 43．62 36．98
净拥有 167．95 174．43 151．91 139．50 119．23
总人口（万人） 3670．1 3732．3 3791．3 3779．2 2795．0
人均净拥有（斤） 457.62 467．35 400.68 369.13 426.58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表11-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为467.35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27.15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1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河北创造了开“吃饭大会”的经验
河北省提出的粮食产量计划一直是很高的，年年不能兑现，研究粮食产量指标时，多是算如意账，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又多次变动加码。全省粮食产量计划：1958年，从上年10月提出208亿斤，夏收后又提高到300亿斤，将要秋收时又提出保证450亿斤、争取500亿斤，一年之内计划指标变了8次。按最后确定的450亿斤的计划算，比1957年的195亿斤增长了1.3倍。最后确定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240亿斤。1959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先后变动7次。最高曾设想1000亿斤，下达600亿斤，5月间修改为348.6亿斤，而实际产量只有214亿斤。1960年全省粮食计划产量为320亿斤，实际产量只有165亿斤。表11-1中列出的粮食部统计的河北省的粮食实际产量数比河北省农业厅的数字还要低。
1958年河北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很好，当时估产总产量450亿斤。由于上报的产量高，国家的征指标也相应提高，再加上几个月的大吃大喝，秋收粗糙，浪费了不少粮食。到了1958年12月份，一些地方就出现短粮现象。到了1959年初春，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还认定农村有粮食，说缺粮的呼声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不顾农民饥饿的状况，省委继续提出了1959年的高指标。1959年3月14日，河北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召开1959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提出：“粮食产量由去年的400亿斤增加到600亿斤，争取800亿斤。”征购指标是：“中央确定我省今年收购86.7亿斤到102.1亿斤（包括大豆）。”“如果我们能实现收购86.7亿斤的计划，1959－1960年度，我省就可以大部或全部包下天津的粮食供应。”当时天津还不是中央直辖市，属河北省管辖。
共产主义风刮得最凶的徐水县和它周围，1958年开始就出现了大批死人的情况。1959年1月，徐水县有2447个浮肿病人，死亡262人。徐水县容城公社浮肿病人死亡了23％，经过检查的20个病人中，有3户缺锅，两户没有热炕。涿县方官乡祈黄于池村从1958年4月到12月共死亡57人，占该村人口的9.6％。毛泽东表扬的安国县严重缺粮。这个县伍仁公社伍仁大队原估产（县城确定征购和分配的产量）亩产405斤，总产38万斤，但拿到手的产量只有28万斤，比估产少10万斤。应给农民留10万斤口粮，只留给4万斤。
1959年4月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不得不承认粮食不足。但还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估计粮食总产量380亿斤左右，比1957年增加将近一倍。近几个月来，我们对总产量进一步核实了一下。大家认为，增产一倍的估计是高了一些，但总产量达300亿斤以上，比1957年增产5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饥饿的现实超过了省委的估计。1959年3月，黄骅、任邱、静海、沧县、武清等县缺粮人口达80％以上。邯郸地区的7969个生产队，缺粮的就有6650个生产队，占83.4％。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粮食（其中主要是薯干），农民不得不以树皮、野菜充饥。永年县农民因吃野草（苍耳子芽）造成127人中毒，16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省委不得不放弃“包下天津”的大话，“请中央再次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按时按量完成调入我省的粮食计划。”
此时，中共中央对1958年的错误作法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河北省执行了这些措施，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在1959年秋的反右倾运动中，河北省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中，有5802人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省委候补委员、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省委委员、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等在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就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中，有三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倾把1959年春天短暂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罪证进行全面清算，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了一把火，言路更加堵塞，“五风”更加泛滥。生产力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1960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反而增加。
当时河北省农民口粮人均五两左右，而且其中70％以上的甘薯（5斤甘薯折一斤粮食）。由于吃甘薯过多，蛋白质含量低。因此，1960年出现了大面积浮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
1960年1月5日，粮食部在西安召开的北方14省安排人民生活经验交流座谈会上，河北省代表发言说，河北省委大抓“三宝”：一是增量法做饭；二是粮菜混吃；三是抓代食品。1960年11月26日，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的《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说：“所有灾区和非灾区都可以参考这个经验进行试点，取得当地直接经验后推广。”保定的报告称：吃饭大会是为了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吃饭大会的经验是五个字：一曰管，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必须当管理员，从按人头称米称菜，到加工做饭，售饭收票，一直到结算公布，都必须亲自参加；二曰作，要发动所有干部都当炊事员，参加搞增量做饭，制淀粉；三曰吃；四曰算，算这一顿饭吃了多少粮，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够；五曰安，按照三季度每天的用粮标准，计算清今后需用粮食数，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安排生活。
代食品能解决多大问题？1960年12月4日是个星期天，张家口市委领导人亲自出马，组织4万多人到山川采集种种野生杂物。不到十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里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战利品5500多万斤。代食品缓解粮食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即可燃烧。在宣化西望山召开所谓“吃饭大会”时，时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胡开明主持了这次会。他的司机吃了两个代食品的窝窝头。那还是拿到会上的展品，在代食品中属“优质品”，散会后刚刚把车子开到公路，他就觉得肚子里沉堕堕的，疼得像刀绞一样，汗水直往下流。胡开明看他这样，就让他停车。他怕耽误书记的工作，坚持开回市委大院。一开车门，便“哇”地吐了一地。门诊医生说，亏了车子颠簸，把这些东西吐了。要是留在肚子里非出大病为可。吃代食品的农民病号日益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食物中毒也经常发生。
“吃饭大会”不能止饿

爱国就必须支持共产党：

那些指望中国有一天可以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可以结束这个梦想了。在中国，这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事。换一句话讲，中国共产党不惜被外国入侵，丧失主权，国土分裂，也不会放弃政权。

博主：
小支，哪一朝的皇帝不是祈求江山万代、一统江湖的？又有哪一个做到了的？即便仅仅是一个“共产党”的名称。共产党有这样的认识，一是因为他们有良好的愿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愚蠢。夏商周秦西东汉，哪一个不是被代替了的？呵呵
其实你的话反过来说，才是真正合乎逻辑的：那些指望共产党有一天能够永久执政的人，可以结束这个梦想了。在中国，这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事情。换一句话讲，即便中国共产党将国土、主权和他们自己的良知都出卖了，中国共产党都逃脱不了被推翻的现实，问题不过是迟早而已。

想胡温等人，其智不过中人，循吏而已，谈何雄才大略？论政治智慧、手腕、睿智，远不能更历朝开国君主，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耐要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他们就是想不明白，即便你们“不惜被外国入侵，丧失主权，国土分裂”，到最终还是保不住自己的独裁统治的。

四、“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毛泽东在《一个教训》中说：“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了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的确，在毛泽东这个批示以后，省委头脑开始有所冷静。毛泽东的批示下达以后，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进行了20多天的整风。经过讨论，省委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11月30日，发布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劳逸节奏，保证农民必要的休息；除了办好公共食堂以外，每个社员家庭要有一套小锅灶，以便社员热饭、炒菜、取暖等。后一个文件宣布：“永远保护社员个人原来的和分得的生活资料所有权。”私人存款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属于私人所有，别人不得提取；私人住房不得收归公有；允许私人培养猪和家禽；等。
1959年1月，又召开了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对1958年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降低了钢、铁、铜、粮、棉的指标。除了继续扩建昆明钢铁厂以外，各地兴建的小高炉陆续下马。“大战钢铁铜”时抽调的农村劳动力，陆续回到农村。与此同时，省委果断决定，边疆地区停办人民公社，一般不办公共食堂，已搭起公社架子的地方，仍办成初级社和高级社；有不愿入社的单干户，也应当允许；在一部分“直接过渡地区”，仍从互助组办起。但提出边疆在条件成熟后要向人民公社过渡。对内地的人民公社也进行了整顿，实行了三级所有、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了公社规模，将原来的800多个公社划为1281个。公社实行“三包”（包工，包产量，包成本），小组和个人实行“四定”（定工、定量、定时、定质），使得管理混乱局面略有好转。
所有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没有根本扭转“一高二快”、“一大二公的”问题，部分调整后的指标仍然是难以实现的高指标，但是，这些调整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刹车作用，使共产风、浮夸风有所收敛。边疆外逃的老百姓开始大批回归。
但是，到了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在“免疫力”的作用下略有清醒的云南，也卷入了反右倾的激流中，“大跃进”的势头又陡然升起。
9月中旬，在省级机关中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从9月20日到10月28日，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982人，占机关参加运动总人数16304人的6％。有些运动进展较快、斗争更为深入的单位，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达到8％左右。在这些人当中，厅局长或相当于厅局级的干部有11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7％；17级以上的科处级干部有222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12.4％；一般干部749人，占这类干部总人数的5.2％。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医学院院长、长征干部颜义泉等名列其中。地县机关也开展了相应的运动，批判和斗争的对象比省级机关更多。
农村整风整社的风向也随之转变，由原来纠正“五风”变为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大批讲真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受到批判斗争。一度暂时刹车的“五风”重新抬头。
在反右倾斗争的强大冲击下，1958年底和1959年上半年推行的一些旨在纠正错误的政策，有的停止执行，有的受到批判。省委提出1960年要完成粮食产量200亿斤（1957年为116亿斤，1958年为108亿斤，），钢25万吨（比1959年增长40％），铁45万吨（比1959年增长21％），铜1.64万吨（相当于1959年产量的3.4倍）。在高指标的压力下，“苦战”、“火烧中游”等口号又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省委还组织“改造落后工作队”，到一些县进行检查督促。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农村高举三面红旗、实施持续跃进的突出内容。边疆地区一度停办的公共食堂有的又恢复起来。这些使得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有所猖獗。
于是，饥饿、浮肿、死人的情况又继续出现。
7月底，省委办公厅综合报告：：“全省肿病继续有发展，6月底统计为18000人，7月底发展到28189人。玉溪、楚雄、昭通、7月份都有很大的发展……仅据玉溪、红河、丽江、临沧、昭通不完全统计，自今年1月份起到7月底止，死亡人数787人，其中文山专区390人，玉溪专区223人。”
1959年8月19日，玉溪地委报告说，今年春耕期间肿病1200人左右，6月份增加到3000人，7月份增加到5000人。从3月到现在，共发生肿病16208人，死亡532　人。
7月份以来，楚雄地区肿病、干病发展很快，据初步普查的结果，已上升到15000多人。其中，大姚县上升到7667人，楚雄上升到3073人。大姚县弥兴公社7月1日到25日就死亡313人。弥兴公社有些管理区食堂领不到粮食，一二百人的食堂一顿饭只给一二十斤粮食。这个公社大苴区小春以后，公粮和余粮没入库就吃掉了，上面还紧催公粮任务，管理区就把剩下的57000斤种子全部作为公粮入了库。从7月17日起，管理区就不能给食堂发粮了。小苴管理区是全地区的先进管理区，1955年以来公余粮从40多万斤增加到87万斤。公粮一交，就要吃供应粮。
思茅地委1960年9月3日报告说，从2月开始，就出现了零星死人。7月，病情和死亡急剧上升。据现在调查情况，病人已不下15000多人，死亡4541人，其中非正常3000多人。据省委指示，集中180多个点进治疗。到8月，全县还有病人13165人，8月就死亡1358人，平均每天30多人。
据砚山县县委1960年统计，1959年秋收分配的结果，平均每人每天口粮3两以下的61个队、8127人；3－4两的有343个队、50092人；5－6两的有357个队、40890人。平均口粮4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35％，6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65％。这还不包括寅吃卯粮的数字在内。明德公社绿采大队去年分配每天口粮2.3两，今年5月缺粮。县委书记县长到那里搞安排生活的试点，反复搞了三次，时间持续三个月，都没有正式供应粮食。直到饿死9个人，才按5两口粮供应，继续死亡多人。生活困难的地区普遍出现卖衣服、家具、被子、手饰等物品换点巴蕉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出工不积极，也有人弃农经商。县委就通过开展一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来解决问题，在短时间内，斗争了500多人。对敌斗争更影响了生产，截至6月5日，砚山全县16万亩稻田只栽了6万亩。
由于“五风”重新抬头，品质差的干部为非作歹，农民继续遭受迫害。楚雄县苍岭公社党委副书记余某在春天插秧时公开在支部书记会上讲：“五十岁以上的社员干病、肿病不给治疗。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劳动力发口粮。”有些干瘦病、肿病人因此活活饿死。余亲自动手打了46人，其中打死4人，打残9人。朝阳寺生产队社员张发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几口秧，余看到后用牛担击张胸部，张当场吐血。张受伤不能劳动，余又将张的粮食标准降低。张在大山咀犁田时，因饿得没有力气，抬不动犁，被余看见后又打了一次。5月16日，张在大沟边犁田，饿得不行就拿了一点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见，就将牛解掉一条，让张代替牛拉犁。张拉不动，余就用牛棍乱打，用脚乱踢。张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饶，余继续毒打，直把张被活活打死。余经常用扣口粮的办法来惩罚社员，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饿死。桃园生产队社员汪兆富兄弟二人，由于六天没给口粮，到山上找野菜，饿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饿死在家里。陈家坝生产队12天没有口粮，全队76人只好吃菜根。86岁的社员程树生咬不动菜根活活饿死。他家还有4个月的小孩子没有奶，求余批点米给小孩度命。余把申请米的条子撕掉，还骂了一吨。过几天小孩也饿死了。桃园管理区共有1692人，干瘦病、肿病205人，死98人。71岁的社员郑关氏饿得上吊自杀，她儿子从田里回来料理丧事，余对郑明理拳打脚踢，不准往外抬，直到尸体腐烂才让抬出去。余某对社员如此残忍，自己却大搞特殊化。他家1960年吃了猪肉162斤，牛肉260斤，鸡46只、鱼173斤。他家养三条狗，每月供应口粮90斤。一母狗下了6只小狗，还供应了大米62斤。群众说：“余文明对社员不如狗。”余文明在1958年就打社员，1959年春天有所收敛。1959年秋天反右倾后更加嚣张。这样一个坏干部，在1960年的群英会上却获得了铜质奖章，又评上了“四好干部”，并由桃园管理区支部书记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权力没有制衡的制度下，出现余文明这样的干部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余文明的问题暴露后，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却认为余解放前当过兵，是漏划地主，是封建势力复辟。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解决问题。
饥饿一直持续到1961年。1961年6月26日，《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中说，马关县城关公社第三大队有6个小队，23日晚饭后，来自几个小队的70－80名农民到县委会去请求解决粮食问题。粮食由公社掌握，前几天是六七天领一次粮，现在是吃一顿，领一顿，而且要写报告。23日没有领到粮食，没有饭吃。农民找队长，队长让找大队，大队说找公社，最后一直找到县委。西畴、王栗坡每天只供应3两粮食。
五、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农民大量外逃。
1954年4月14日《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中说，“自年初以来，边疆外逃外迁事件不断继续发生。与往年比，其主要特点是，面更广，规模更大。截至3月底，共外逃644户，2433人。4月以来，不但没有停止，并有新的发展。”
1958年4月16日，思茅边防司令部给军区的电报有如下叙述：
1958年以来，我区外逃严重，已达3000多人。其中澜沧1600人，孟连998人，猛混70人，猛腊166人，江城10人。形势仍在发展。外逃的特点是：1，普遍性。但澜沧、孟连两区最为严重；2，由二线以内继续向纵深发展。开始是孟连、糯福区，现在深入到澜沧、孟连内地；3，外逃人员65％是我基本群众，并有骨干积极分子、党团员和政府干部带领，逃跑的地主富农只占少数；4，整户、整寨携枪结队，公开对抗，不听劝阻。
思茅边防司令部提供的外逃数字并不多，另一资料所批露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大跃进开始以后，外逃人员大量增加。仅西双版纳自自州所属景洪县，1958年9月到1959年初，全县山坝区外流外迁就有7000多人，其中，勐龙区就有6900多人。1959年春，贯彻中央的一些松动政策以后，外逃人员大部分回来了。1959年秋天反右倾，重新实行左的政策以后，边民又大量外逃。扣除回流人员不计，从1958年9月到1960年11月，全县8个坝区总计外逃人员3411人。
劝阻边民外逃有时还会发生武装冲突。丽江地委和军分区1958年4月16日22时《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况：
1958年4月15日晚，碧江县一区联合乡发现外逃35人。该县得悉后，于16日晨组织工作队前往该村劝阻，但因路途太远没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18人。工作组当即喊话劝阻。对方不听，一直朝工作队方向走来。民兵当即朝天打了两枪。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伤民兵1人。上午9时发生冲突，至下午4时冲突结束。我消耗子弹200多发，打伤对方7人，我牺牲1人，伤1人。
1958年12月6日，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
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区27626人，景颇族直接过渡区24886人。外逃者中，有国家供给干部189人，工作干部62人，小学教员46人，乡干部75人，州直机干部3人，中央民族语言调查组3人。农村党员外逃181人，占党员总数的16.1％。
据瑞丽县材料看，今年外逃有两个高峰，一是4月，共外逃6529人，占外逃总人数21765人的30％；二是9月末到10月初，外逃3065人，占外逃总人数的14.08％。第一个高峰是大办水利的时候；第二个高峰是大办钢铁的时候。
1960年4月26日，《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中说：“今年以来，澜沧共外逃1886人，主要是糯福、酒井、东回三个区。”他将外逃原因归结为缺粮、大办食堂和干部作风。
六、骚乱和暴动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中记载：“1957年6月5日，中共迪庆工委就平息叛乱、准备改革问题向省委汇报。藏族聚居的三个县自去年以来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叛乱。德钦1956年6月叛乱，经过一年来的打击，现只剩下少数残余。中甸今年3月叛乱，现尚有部分继续顽抗。维西六区也发生过局部小暴乱。”
云南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都有枪支武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
　　现将有记录的骚乱和暴动的历史资料抄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丽江小凉山暴乱
　　昆明军区1956年4月12日报告：
　　丽江地区叛乱情况：永胜、宁蒗、华坪共有叛叛乱武装3500多人，主要几股如下：棉花地（华坪东北）400多人；毛牛坪300多人；华荣庄300多人；跑马坪地区（宁蒗东南）1000多人；辣子沟（跑马坪北）700多人。
　　叛匪活动情况：一，羊坪、哨坪等地叛匪200多人，4月6日开始暴乱，抢去大米3000斤，豆子200余斤，菜900斤。我方护送武装（民警7人，公安4人）及马帮20多、马50多匹，除逃出4个马帮外，其余无下落。同时，哨坪、莫尔坪地区将我工作队包围，打死打伤我10人，抢走长短枪4支、物资全部。当晚200多人又包围了我羊场办事处，杀死我送信干部2人。二，华坪以西的水坪、毛牛坪地区有匪300多人、枪200多支。于4月8日时，包围我通达地区政府，9日拂晓，我华坪民警及民兵两个战斗队向该敌进攻，毙、伤其50余人。三，新营村（宁蒗南）有匪600多人，于4月8日开始暴乱，抡走粮食3000斤和贸易组的全部物资。4月7日敌1000多人，将我跑马坪的一个连包围，我当即向宁蒗出动四个排进击，至4月8日增援部队到达解围。
昆明军区4月28日报告：
1956年4月6日以来，小凉山的永胜、宁蒗、华坪地区举行叛乱的武装曾陆续达到4000多人，为平息这次叛乱，我们先后动用了13个连的兵力及民警、民兵2000多人。从4月6日到4月27日，大小战斗36次，歼灭敌人1230余人（敌亡363人，伤397人，俘470人）。
云南省公安厅4月28日报告：
自4月6日起，发生暴乱的小凉山羊坪关、跑马坪地区及华坪县四五两区共参加暴乱的人数约2500人。在宁蒗县境，部分上层集中3000多人，除围攻金棉、西营两地区外，并准备全面围攻我县区政府。
富宁县瑶族骚乱。
中共云南省委1956年9月25日《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几年来，我省苗、瑶民族不断地发生搬家骚乱事件，肯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挑起和操纵的。但问题是，为什么经过我们多年工作，反革命分子仍能进行这样大的破坏活动、群众仍听信反革命的煽动…….这就不能不从我们主观工作中检查。
文山地委1956年10月7日的《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富宁县兰靛瑶族闹退社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开始缓和下来。但是，山瑶和黑瑶闹事又有新的发展。由闹退社到斗争村干部、到抢夺枪支、组织武装骚乱。地主张尚杰（黑瑶，已批捕外逃）持枪率领地富惯匪、以及社员群众40多人，攻打我敬龙乡政府，抢走铜炮枪五支、党支部公章一枚、文件一捆、人民币40元以及衣物，并追杀我乡文书。被乡文书开枪打伤1人后退去。事后敬龙乡弄登社8个寨子86的男子全部跑光。另外，龙绍、龙万两个乡的山瑶族也闹退社并斗争土族社长，抢走土族民兵铜炮枪5支。山瑶族男子大部分日夜上山开会并积极修理枪支、倒砂子、冲火药。民族闹退社骚乱事件与土匪武装暴动有所不同。尽管有敌人策划煽动，但它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参加骚乱的大多是被骗的基本群众。事件发生后，我们加派了干部力量，部队也进驻控制，坚持以民族形式和平解决的方针，使多数群众平息。但是，敬龙乡还有10多名外逃分子没回来。楷绍乡还持枪拒绝我干部进去工作。群众怕捕、怕关，不敢下山，食盐断绝，地里的谷子成熟了没有人收。
维西县伏击事件
1956年12月13日丽江公安处电话报告：
12月8日，维西县民警11人护送粮食6驮及慰问品支援凉山前线，中途遭80人伏击，民警牺牲5人，重伤2人，物资全被抢走。
归化寺问题
1956年12月在四村若依母战斗中，我方击毙叛匪7人，将尸体陈列在小街子（喇嘛寺附近），动员叛属认领。到场叛属200多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场牺牲工作人员1名。我亦击毙喇嘛1人。部队闻枪声立即赶到，他们也向部队射击。归化寺是迪庆自治州最大的一个寺院。
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说：
昭鲁结合部4个区、20个乡，46名土匪暴乱。1958年11月25日晚，46名土匪杀害乡营业所干部1人、服务员2人。26日凌晨，先后杀害干部10人，打伤7人。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我方组织力量即时围歼，历时5天，共捕获匪180多人，其中公开出面暴乱的50多名。打死12人。此外，大理与永胜交界处，在国庆节前发生暴乱，口号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苦战”。打死叛匪几人，还有7人外逃，大部分被争取过来。
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暴乱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

1958年12月27日晚8点30分，元阳县毛草坡、金平县崇岗公社铁匠寨、芭蕉河、铁良寨、河头寨等四个村子43个人为骨干及部分群众共70多人，持火枪15支暴乱。他们攻打老街乡人民委员会，抢走布匹、衣服、胶鞋及零星百货，还抢走现款1300多元。打死粮食局干部1人、售货员1人。攻下老街后就煮饭吃。闹了五六个小时，43个人上了山。
宣威事件
1960年11月30日《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60年12月24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这一带是云贵两省结合部，周围驻有铁道兵两个团和3万民工。有的叛匪就在军队驻扎的村里活动。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及财贸人员、小学教员138人，占暴乱地区干部总数的9％。其中有公社党委委员2人、支部书记7人，党员47人，团员45人。在暴乱中，被杀干部13人、群众1人，抢走短枪11支。25日我部队到达后匪众即鸟兽散。26口叛乱基本平息。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今年7月28日开始酝酿的。叛匪番号叫作‘中建中央司令部云南分部’，号称4个团。暴乱起来的是一个‘团’。其余在宣威的宝山、双河等6个公社，及铁道兵五师24团所属的民工中建立的三个‘团’，共2000多名匪徒。在暴乱前夕被我一网打尽。到11月25日止，主要匪首除徐汝俊1人被毙以外，全部捕获。经过审查，在39名‘营职’以上的叛匪骨干中，地富反坏占54％。
在这次暴乱中，反革命分子针对三面红旗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一些政治口号欺骗群众。如，‘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暴乱来以后，又提出‘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口号。
根据我们的调查，暴乱地区的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有意见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1，粮食统管。群众说：“口粮三百二，墙上一行字。”群众的口粮自己看不到，摸不着，只是挂在墙上的一行字。2，食堂办得不好。管理不民主，不公布账目，吃饭不公平。山区居住极分散，有的住家离食堂二三里，最远的二十里，还不准代老人打饭回家去吃。3，共产风，搞“万头养猪场”平调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猪，收回了社员开的小片荒地。4，生产指挥上要求“规格化”、“一字平”，该锄草时公社让搞积肥突击运动；该收庄稼时公社让割茅草。5，干部作风不好，脱离群众。
1960年12月2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说：“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经过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和公安部队工作组协同地、县委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工作，案情已基本查清。今年以来，西南三省发生大小暴乱12起，其中四川5起，贵州5起，云南2起。”
七、退回去就有生路
1958年以来的过激的政策把农民推向了死亡之路。如何重新寻找生存之路？退回去。
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这实际是从激进政策中大步倒退的政策。中共云南省委于1960年11月中旬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十二条”。在这次会上，中共云南省会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承担了责任：“在云南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复杂的情况下，对于如何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是比较忽略的。因而对山区、坝区以及不同民族的特点、差别注意不够，特别是内地高山分散地区更为忽视。在处理生产关系、组织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抹杀了这些差别，成为助长’五风’的一个根源。”明眼人一看便知，云南省委这认识并没有说出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局问题当作局部问题加以分析。这是为中央领导人开脱。在出现全局错误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中央承担责任，这是拍马屁的最好机会和方式。这时你帮助中央领导人下了台阶，中央领导人就会让你的职务上一个台阶。
为了使倒退政策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1年初，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普洱、景谷、漾濞、弥渡等县进行调查以后，在5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社员分配、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等五个问题提出了退回去的看法。毛泽东于5月16日作了批示：“阎红彦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云南省的倒退的政策是全面的：1，退赔共产风刮走的财产，对1958年以来的错批错斗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2，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和农村经济政策；3，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4，调整商业政策，边疆地区不实行统购统销；5，恢复手工业；6，继续对边疆少数民采取特殊政策。
以上政策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1961年基本没有因饥饿而死亡，1962年浮肿病基本消除。1964年云南省粮食总产量达121.34亿斤，超过历史最高年1956年的120.27亿斤。猪肉从1964年9月起就可以平价敞开供应。除粮食、棉布外，其余数十种凭票商品完全敞开。1965年春节，昆明市场上的日用工业品比1964年增加了1800多个品种。

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

2002年12月，为了调查云南省在大饥荒中的情况，我乘波音737从北京飞到云南省会昆明，整整飞行了3个半小时。在1958年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从昆明到边疆一些县还得有10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见云南离中央政治中心多么遥远！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意志，也施加到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的每一个角落。边疆少数民族也不能幸免“三面红旗”的灾难，也不能逃脱饥饿和死亡。表10－1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及前两年云南省的人口变动。表中的总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一书。这些数据是云南省官方提供的。

表10－1　　大饥荒期间云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计
年末总人口 1841．63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68
出生率 34．75 23．61 20．94 24．19 19．40 39．71 43．15
死亡率 15．22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非正常死亡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口 28．53 33．96 27．60 36．50 126．59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计算方法见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一章）大饥荒期间，云南省人口变动情况，即非正常死亡近50万人，少出生人口近130万人。表10-1中最下面两行就是本书作者计算的结果。当然，这是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数据要严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的结果是，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云南非正常死亡80万，死亡率为4．2％。他没有考虑云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
一、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由于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新政权接管云南以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采用内地那种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平协商土改的政策原则是：“在保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基本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主从政治上、经济上作了适当让步。”“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不分其它财产，并保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杀，除现行犯以外不捕，并一般不剥夺政治权利等”。边疆地区土地改革到1955年底才基本完成。
说是和平协商，实际上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和平协商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发动群众，组成农民队伍；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要向地主阶级进行“有控制的、有领导的面对面的说理说法斗争，全面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第四阶段是分配土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以后，地主富农不敢请工，也不敢拿粮食到市场上去卖。农村借贷关系也停止。坝区（云南称山间盆地里的小平原为“坝子”）和内地历年有大量粮食流入边疆和山区，1956年，因坝区和内地土地改革，流入边疆的粮食大量减少。再加上沿边一线边防工作加强，1956年3月以来部队向边沿一带推进以后，边民出国帮工和购粮也大为减少，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农具和牲口。所以，1956年以来，边疆地区粮食问题十分紧张。思茅地区1956年5月粮荒开始露头，六、七月份更为严重。各地均发生农民到区政府和驻军部队要粮食的情况。由于粮荒，澜沧东回区磨界寨“坏分子企图煽动群众抢劫区政府”，后因及时发觉而制止。酒井区大卡竜乡群众私自开仓分了粮食10多担。募乃粮库从4月下旬到7月8日，发生偷粮抢粮事件22次。澜沧东河区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为此，思茅地委在半个月间连续两次发出解决粮食问题的紧急指示。
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由于农村政策挫伤了农了的积极性，加上征了过头粮，云南农村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云南省纪委1955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说，1952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其中龙潭105人，坝溜101人）。这个事件一直拖到1955年才作处理。临沧地委在1957年7月22日的报告说，临沧县在1956年3月到9月的6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在三个区26个乡的范围内，因饥饿而致死的有110人。原来属余粮户和自足户，因国家多征购了粮，又没有及时供应而饿死的占死者总数的占49.9％；原属于缺粮户，虽有粮票而无钱购粮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72％；因生理缺陷或劳动力极差而无人关心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8.18％；原是自足户因吃粮计划不周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9％；因基层干部贪污了粮票和救济金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6.36％；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粮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总数的4.54％。因此，群众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有的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
临沧地委上述报告说，在这一时期内，因缺粮使偷盗事件普遍发生。据14个乡调查，被发现有偷盗行为的有188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63起。另一方面，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后又赎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四、五两个区插秧被推迟两个节令。
报告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粮食征购任务上存在“偏差”。死人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四、五两个区。第四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975000斤，相当于1954年实绩3672408斤的1.35倍。第五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075000斤，相当于1955年征购实绩2930081斤的1.39倍。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对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
　　临沧县1956年饿死人的事件一直拖到1957年才处理。这个情况一直被压在地委以下，没有向中央汇报。
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土地改革比内地晚了几年，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不会算账，完全不具备办社条件，但是，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不久，政府就不顾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到1957年底，云南省有初级社3015个，高级社18557个，共计21572个，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8.9％。到了1958年初，又开始并社、扩社。到公社化前，农业合作社并为18943个。经过9、10两个月的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833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为30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2.4％。有的地方上午刚挂上农业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边疆民族地区变换得更快，一些民族自治州1958年初才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土改结束后才创办起来的互助组，很快就被初级社、高级社所取代，紧接着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一年内实现两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说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做一步走。”。就连原来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规模一般在3000－5000户，最大的公社有3万多户。在公社化过程中，原来合作社的财产一律转为公社所有。农民私有的牛、猪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一律折价入社。说是折价，实际只算原价的50％，而且大部分没有付款，完全是无偿剥夺。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历来把牛当作财富的象征，公社化强行将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
随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办了起来。到10月14日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建立了98572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达1220多万人。大办公共食堂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有的地方强制取消一家一户的伙食，有些地方还没收农户的小农具，甚至将农户的铁锅砸碎，集体、私人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区（大队）为单位合办公共食堂，有粮食的生产队和没有粮的生产队在一起吃大锅饭，宣布“吃饭不要钱”。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走四五里路，多则走十多里路。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五风”猖獗，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据云南省委统计，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无偿调动的劳动力不下5亿个工作日。无偿占用和调用的土地约有245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平调的牛、马、骡、驴大牲畜约60万头，拆除农民住房100万间以上，另外还无偿占用农民住房100万间。与此同时，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盛行。在高寒山区，不让种适合这里气候的荞麦，改为不适合生长的玉米，称为“革荞子的命”。对西南边疆地区，不准在旱田旱地里种适合这里气候的旱谷，改为不适宜当地的杂粮，称为“革旱谷的命”。为了推广三轮三铧犁，强行火烧老式木犁。为了争先进、抢进度，动辄命令群众割掉没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规格”的幼苗，进行改种或重种。对不执行或没有按基层干部意志办事的扣工分、扣口粮、打骂，甚至动用各种刑罚。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1957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1957年8月在云南内地108个县（市）展开。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9153人，捕了1342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
也是在1957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1957年6月22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1958年4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其中，党内右派分子1795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3.6％，共青团内右派1616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3.72％。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58人。在1795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1418人，占78．55％，地下党干部1221人，占67．97％。国民党起义将领导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1954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8年4月16－22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21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的罪状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形势‘漆黑一团’，说当前存在‘十大紧张’、‘十大矛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地、富、反、坏、右大联合,虽他们的阶级基础”。现在看来，他们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领导人不仅在干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1957年以来的形势持不同看法。在各专区和县，也相继揪出一批“郑王反党集团”在当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们的“钉子”和“爪子”，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79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损失不可挽回。
1958年大跃进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残酷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也不敢讲真话，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再也不敢批评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为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扫清了障碍。也形成了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大跃进中的“五风”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农业、工业齐跃进
1957年冬，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云南省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到1958年1月上旬，全省兴修水利的出工人数达200万人左右（1957年末全省总人口为1896.78万人，其中男女劳动力总共约750万人）。原来没有积肥习惯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移风易俗，修厕所，盖猪厩，大搞积肥。1958年群众性的修筑公路也形成了高潮。当年全省兴建公路7000多公里，虽然等级很低，但也算改变了许多地方交通闭塞的情况。这些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将农村劳动力的精锐部分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农民处于劳动强度极大的苦役之中。
1957年，云南省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受到批判“马鞍形”的影响，在干部中存在急躁冒进的情绪。虽然当时云南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如粮食产量，原计划“二五”时期末要达到200亿斤，省委确定的原则是，算账可以算200亿斤，争取完成可能是190亿斤，按180亿斤往上报。实际上180亿斤也偏高（1956年粮食产量最高，为120.27亿斤）。接着是全国反右倾保守，使“大干快上”的温度急速上升。
1958年1月1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革命干劲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论，提出“跃进，再跃进”。省报的社论是代表省委的声音，更是代表省委第一书记的声音。
1月13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向云南各地、市委传达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提出的农业大跃进指标：一，原来提的10年实现的水利化计划3年完成；二、这3年要为80亿到100亿方水奋斗；三、3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区坡地为梯地1000万亩。195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半月各省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计划的实现情况，云南省仅实现计划数的217万亩的12％，在全国倒数第一。中共云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动，于1月17日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干劲，反对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计划指标。到1月下旬，各地报省的水利计划从原来的540万亩提高到1025万亩。全省投入水利的劳动力由每天的200万人提高到263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35％。在工地上的农民，每天都劳动10小时以上，通常都干14－15小时。省委还提出“春节不下工地”的口号，民工只好不回家过年，在工地上连续苦战。
1958年2月4日，《云南日》发表《在生产大跃进进中，要做彻底革命派》的社论，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在新的革命浪潮里，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改良派、妥协派、现状维持派呢？是做促进派呢，还是做促退派呢？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这里把对“大跃进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
2月15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坚决地干，大胆地干，彻底地干》的社论。社论说：“大跃进的形势，就像奔腾在铁轨上的火车一样，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农业、地方工业的高速度增产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一样，万事俱备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取得胜利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彻底革命派、促进派与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现得最显然不过了……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处在高潮当中，必须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这已经具有规律性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形势的观望、怀疑态度。这个社论，对当时本来已经过热的形势，起了推波澜的作用。
　　像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大跃进不仅表现在水利建设中，也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在6月的大春栽插期间，发动了以盲目追求过度密植为中心的“大面积高产运动”。不管各地区是否适宜，都要求达到每亩比往年多栽5000－10000丛秧。凡被认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认为是跃进的就“插红旗”。
1958年春，全省开展了积肥运动。在春耕积肥中，许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来的老墙土做肥料。晋宁县拆除了农民住房的20％。每个合作社都取消了一两个小村，合并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个村子。不少社员住房拆除后没有地方住。
1958年6月18日至10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四次向地、县两级发出创高产的通知，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创造大面积的丰产记录和单产的最高记录。”（6月18日通知）“省委强调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稻谷能否放出亩产2万斤的卫星”（7月22日通知）。“据了解，各地的卫星都是用移苗并栽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几亩3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8月16日通知）．．．．
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动。1958年9、10月间，云南也掀起了“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的高潮。9月6日，《云南日报》报道亩产稻谷33492斤，此后，各地“卫星”频频“上天”。亩产6万斤水稻，3万斤包谷，30万斤薯类，1000斤棉花，5000斤烤烟等，相继在报纸上出现。这些“卫星”，大大超过了人们常识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后证明都是假话。
7月21日到8月4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谢富治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三年改变全省面貌；三年工业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建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产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1958年的任务：粮食产量翻一番，基本达到每人1000斤到1300斤；生产铁70万吨，钢10万吨。
在农业大跃进中，云南省的边远地区，和中原省份一样，也开展了以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丽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后，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技术革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一名副县长专管，区乡也由第一书记挂帅。边看，边学，边做，边改进，工效由原来的4－5个工生产一套滚珠轴承，提高到一个工生产两套滚珠轴承。四华乡一个铁匠带10个徒弟，采用流水作业，平均每人每天生产三、四套滚珠轴承。以县农具厂为骨干建立了一个滚珠轴承厂，29个大乡中每乡都有分厂，遍地开花。大理地委在1958年10月3日的《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中说，截至9月21日统计，全州已完成铁质、木质的各种滚珠轴承共计329825套，占计划的16.4％，各种秋收秋种农具480597件。占计划数的48％。其中收割机775件，脱粒机12000件……滚珠轴承竟有木质的，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大理这个边远地方，竟然制造出大批收割机、脱粒机。这显然是神话。这些滚珠轴承和农业机械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这个报告说：“反对单纯依靠铁匠、木匠来改革工具和制造滚珠轴承的作法，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形成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人人当木匠、铁匠，户户造滚珠轴承”。“白云乡原来只靠30多个铁匠、木匠，结果时间拖长，任务完不成，后来把工具改革变成群众运动，仅3天就造出各种畜力车1500多部，同时全乡都实现了转动工具轴承化和运输车子化。”“据大理、台庆、漾濞等县反映，制造滚珠轴承没有材料，群众就自动将自己的锄头、耙、钉耙把、赶面棒、拿出来做滚珠轴承。把棺材板、大门板、吃饭桌等都拿出来制造畜力车。床板、楼板都拿出来做打谷机。漾濞县麦地乡由于大部分利用竹、木制造滚珠轴承，仅3天时间就造出滚珠轴承11260套。”
工业大跃进也出现了奇迹。在省委的号召下，全省的工矿企业数由1957年的3866个猛增为1958年的23110个。半年就增长5倍。有的地区报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建成了一个厂矿；有一个县的钢厂报称“仅花两块钱就办起来了”；连刀耕火种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报称办起了3600多个厂矿。大办工业使全省约有100万个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仅全民所有制职工就由1957年的64.3万人增加到1958年的154.1万人。
和全国一样，云南大办工业也是以钢铁为中心的。由于云南出铜，所以云南的提法是“大战钢铁铜”。 7月底投入的人力有17.7万人，8月下旬增加到25.7万人，建成小土炉1万多座，小高炉2000多座；10月下旬，集中的人力已达370多万，全省一切工作都以钢铁铜为中心。全省中小学生全被动员起来回收废钢铁，房屋的铁门把和下水道铁盖也被拆下来化成了铁锭交任务。
在“人人炼钢铁，钢铁炼人人”的口号下，全省调动了370多万劳动力参加钢铁铜会战。晋宁县幸福公社动员了1万多人去炼铁，老太婆、娃娃，背着铺盖，像逃荒一样，走了两天才走到工地。工地什么也没有，只好临时砍树搭棚子住。离开钢铁铜工地的社员不给饭吃，对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辩论、斗争。有5个小伙子和妇女唱山歌，这本是云南的风俗，工地上的干部却说他们调戏妇女把他们捆了起来。炼铁的土高炉需要用人力推拉的大风箱。做风箱需要大量的木板和鸡毛。为了得到鸡毛，干部们把农民的鸡杀了。为了得到木板，征来了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炉子建了很多，但有半数没有开起来。师宗县的火箭、富乐两个公社建炉512个，投产的只有234个，出铁的只有84个。据省委派往富源县核算成本的工作组反映，每吨生铁成本高达2700元到3300元，而每吨生铁才值160元。
工、农业“大跃进”造成了大损失、大跃退。云南省的粮产量从1958年到1960年连年减产，1960年的粮产量低于1957年，只比1953年多一些。1961年和1957年相比，大牲畜减少了14.3％，生猪减少了15.8％。城乡居民消费水平1958年后逐年下降，1958年人均为72元，比1957年下降了4元，1959年为71元，1960年为70元。由于大办钢铁铜和大办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森林复盖率由五十年代初的30％以上，下降到60年代初期的22.6％。由于大面积开荒种粮，放牧草场（山）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产6.7％，却不敢讲真话，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年粮食征购数却比1958年增加了8000多万斤。1959年粮食产量又比1958年减产6.8％，而征购数又比1958年多7.3亿斤。农民的口粮交了征购任务，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和死亡。表10-1中是1962年粮食部的数字，和《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所载略有差别，但趋势是一样的。

表10－2　　1957－1961年云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21．60 110．80 102．40 97．23 100．33
贸易 105．74 96．34 89．04 84．55 87．24
征购 20．15 22．22 26．80 19．56 20．04
销售 17．85 24．82 24．20 19．79 16．22
净拥有 103．43 98．94 86．44 84．78 83．42
总人口（万人）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人均净拥有（斤）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云南》。

表10-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为516.84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61.79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三、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陆良县属云南省曲靖地区，位于省会昆明市东，距昆明不足200公里。著名的石林风景区当时就属陆良县（现划归昆明市）。“陆良事件”以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孔祥柱在1958年11月14日向省委作了一次汇报。孔祥柱汇报时说：
从1958年2月初就发生肿病，开始出现死亡。3月中旬蔓延到36个乡。小春后有了吃的，肿病开始下降。小春收获很快吃完，6月20日肿病大量发生。7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达17000多人，死亡1700多人。从2月到9月，全县发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
肿病的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随后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都下降，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此时如不及时抢救，数日即死亡。
肿病大量发生，明明是饥饿所致，但地委还是责成卫生部门去了解发病原因。4月上旬，地委卫生局派医生曹钟朴和专区医院院长到了肿病严重的西冲和独木水库工地，曹钟朴认定肿病是过度营养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议。由于曹钟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县委否定了他的结论，还批评了专区医院院长。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曹钟朴的结论。党政干部和医务人员的不同意见，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发生，因此对肿病原因长期得不出结论，延缓了救援。当然，即使县里听取了曹钟朴的意见，也没有能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因为粮食掌握在上级手里。直到7月份省里承认疾病和死亡是饥饿所致，才开始采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汇报中说，距县城3公里的茶花乡最为严重，肿病死亡943人，其它病死亡371人，共死亡1314人占总人口的11.9％。距县城35公里的大挤乡共死亡759人，占总人口的8％，召跨乡死亡551人，占总人口的10％。马街乡死亡965人，占总人口的6.08％。省委检查组1958年11月20日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报告》中说，陆良县茶花乡原有2513户，因病、饿、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绝的有63户，现有2437户。原有人口11204人，现有人口9724人。今年1－8月全乡死亡161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4.37％。其中被打死的47人，扣粮饿死的79人，无粮而饿死的43人，被迫自杀的4人，肿病死亡的639人，痢疾死亡的225人，因伤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267人。其它死亡306人。死人当中贫农占61.8％，中农占23.6％，地主占6.64％，其它成份占3.62％。余家村共有58户，死亡71人，其中当场打死或打而致死共10人。
1957年，陆良粮食不足，是农民闹粮最凶的一个县，县委被迫放了一些粮食。事后省委把这次闹粮当成“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的反扑”，认为县委放粮是严重右倾。在1957年的四级干部会上，省委严厉批评了陆良县委，并撤换了县委第一书记张志。1958年初肿病发生时，新任县委第一书记陈盛年接受前任教训，不敢说粮食不够，眼看着农民饿死也不敢要粮，更不敢放粮救人。他还在6月19日的电话会议上紧跟政治形势说，农村有一股叫喊粮食的妖风。
陆良县除去公粮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子、饲料379斤，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200多斤。而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据医务人员分析，一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要3000卡到5000卡。过去农民每天劳动六七个小时，大跃进中，增加到12个小时，有时达16个小时。云南省大米每斤含热量只有1700卡。没有油，没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粮食几乎是全部热量的来源。也就是说，农民每天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不到1000卡，而热量支出达3000卡到5000卡。这是造成肿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占三分之二。因为男人干重活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病。而青壮年大多参加会战队，集体吃饭，优先得到粮食供应，抵抗力又强，所以发病较少，死亡较少。
省委农村工作部1958年8月22日给省委的《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中说，茶花乡现有2434户，9510人。从1958年1月到8月16日止，发病4081人，占全乡原有人口11104人的36.8％，其中肿病2946人。死亡1594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14.3％，占现有人口的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273户、1089人，死亡272人，死亡率为25％。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9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11月20日的报告说，茶花乡共有土地18817.14亩，1957年产粮526.4796万斤，1958年产粮381.099万斤，比上年减少了145.3799万斤。减产27.61％。1957年人均口粮336斤，还要扣除吃掉的罗卜（10斤萝卜折1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1958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3067人，后改为5167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12912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150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陆良、泸西对反映粮食问题的干部进行过斗争和处理。
死亡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是泸西县。当时泸西县也属曲靖地区（1985年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监委泸西检查组向省监委报告：1957年，泸西县上报粮食产量10363万斤，以15万人口计算，每人应有粮食600斤以上。每人应分口粮400斤以上。这是一个浮夸的数字。实际上每人只分得口粮245－300斤。（可见浮夸风不是自1958年开始，这是在极权制度下，迎合上级、讨好上级的必然现象。－本书作者注）部分群众1958年2月间就没有粮食吃，3月份开始发生浮肿病，5月份出现肿病死人。6月死人增多，7月死人最多。8月死人数开始降。据各公社上报数字，到1958年12月底，共发生肿病33203人，肿病死人5123人，其它死亡3295人，无病饿死3336人，共计11775人。占全县人口的7.34％。全马公社共死亡4424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中枢公社死亡2177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
路南、罗平、富源、师宗等县也发生了严重的肿病和死人情况。省委检查组提供的报告说，罗平全县有22.8万人口，据县委统计，1月到8月27日共发生肿病884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8％，死亡934人。其中圭山乡1月到8月28日统计，肿病2267人，占总人口的22％，死亡443人，占总人口的4.2％。“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中记载，富源县3月到9月6日，发生肿病8371人，死亡867人。曲靖县1－9月共发病12032人，占总人口的3.36％，死亡1965人，其中劳动力800多人。马龙县3月到9月10日，共发病8608人，死亡1784人。
农民除了饥饿而死以外，还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而迫害致死。干部们怕说自己右倾，宁左勿右，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强迫命令，打骂农民。陆良县茶花乡有129名干部打过人，占全乡干部总数的62.9％。全乡57个生产队长，只有6个队长没打过人。20个管理区的50名干部全都打过人。全乡挨过打的农民有726人，其中贫农313人，中农264人，地主富农94人，打人时干部打人并不讲“阶级路线”。20管理区生产队长邵安柱所在的生产队，200多名社员中只有5个人没有挨过打。一些坏干部把农民打成残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粮把人饿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乡打人最严重的19名干部（处理陆良事件时这19人被捕）共打过536人。被他们当场打死2人，打伤后致死45人，一二天后死亡的8人，15天后死亡的5人。打残16人，扣口粮而饿死的79人。打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捆绑、吊打、用木头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剌条、棍棒、扁担、锄头、钉耙等。打人事件多发生在五六月份紧张的抗旱插秧期间。
泸西县全马公社647个干部中，打过人的干部占40％以上。管理区干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农民，经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4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49人，打死2人，打残6人，强奸妇女1人，逼奸2人。富源县在春耕生产中，很多干部任意吊打群众，还规定不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4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20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39％。被吊打的农民有98人，其中，致残6人，病中被吊打死亡10人，吊打后死亡11人，逼死2人，关死1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3人吊起来毒打4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1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6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9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11人，打死3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100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66个党员打过人的有52个，其余14个没打过人的有10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31人，死亡2人。
云南省的问题如此严重，中共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7月27日的报告中说：“据了解，现在8个专区（州）50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8万多人，死亡1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1万多人，死亡3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这个报告还不敢讲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云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称，到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38000多人，死亡39712人。以曲靖为最严重，共死19072人。而曲靖地区最为严重的是陆良、沪西、曲靖等县。陆良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
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他原来还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57年9月27日秦绩伟将军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谢富治专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各地大量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谢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邻省广西饿死的人数比云南这次饿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现在自己面临的情况很严峻，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主动承认错误，求得中央宽大。1958年11月18日，他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云南发生的情况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并重点汇报了省委所做的善后工作及其效果。随同这个报告，谢富治还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并中央：云南省肿病死人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开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检讨，已另有报告送上。在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由于我个人缺乏完整的群众观点，存在片面思想，把领导生产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把保护干部积极性与纠正错误倾向对立起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肿病的发展过程中，我虽然听到一些零碎的情况，但长期未作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以致措施无力，造成这一不可挽救的损失。因此，省委所负的责任，主要决定于我个人；应得处分，也应由我负责。
这封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谢富治专门写了一个条子让省委秘书长梁治加上去的。这个用红铅笔写的条子至今还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里。也许是他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宽恕。11月25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
这是一篇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谢富治不仅顺利过关，还官运亨通。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以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富治走后，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控制。
事实上，云南省委的检查还是避重就轻。在云南省所留的资料中，情况比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的要严重得多。在1958年11月的地委书记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可能更接近真实。17日的发言者说，大理发病22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文山发病8700多人，死亡1675人。红河发病36700人，死亡2975人。弥勒发病25800人，死亡867人。新兴水库工地打死20多人，打残500多人，自杀7人。21日发言的马继孔说；“曲靖松林乡事件死了几万人，没有人敢反映，云南日报记者的报道中只说这里工效高，不说死人。”“松林乡事件还是铁道部队一个连队反映的，死了几万人。”欧根发言说：“肿病大理特重，其次是丽江、德宏。据11月上旬统计，大理发病23380人，死亡3000多人。现在还有1080人在集中治疗。丽江死亡948人，德宏1000多人。”发言中还谈到各地组织“学好队”（实际是劳改队），大量捕人。刘卓甫发言说：“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53000多人，比历年都多。”从这些发言中可以看出，肿病死人不仅限于曲靖一个专区，其它地区也很严重。还有一个死了几万人的松林乡事件，没有向中央提及。松林乡事件只散见于档案的只言片语中，没有看到全面的记述。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更严重的情况，也许知道而故意装糊涂。他手中有了这些更重要的情况而不拿出来，这对谢富治是更有威慑的王牌，可以更好的控制谢富治，使谢不得不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